徐州刑事案件律师

二审辩护词

 

尊敬的合议庭、尊敬的齐云飞法官：

宋绍宏贩卖、制造、运输毒品案，我担任了该案的一审辩护人，在一审庭审中，辩护人立足全案证据材料，并结合会见宋绍宏所了解的案件情况，发表了详细的质证意见、辩护意见。但无论是对证据的质证意见，还是对全案发表的辩护意见，在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7）辽14刑初23号判决书（下称一审判决）中没有得以体现。判决下发后，上诉人宋绍宏对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服，辩护人也对一审判决没有对辩护人的意见作出回应持有异议。接受上诉人宋绍宏儿子宋佳楠的委托，本所继续指派我作为其二审辩护律师，经过对卷宗材料进行重新研读，在一审辩护意见的基础之上，将二审辩护意见做重新整理，以便为合议庭全面了解本案提供帮助，诚望采纳！

一、一审判决书认定第四起“贩卖行为”，以其诡异的交易方式，荒诞幼稚的交易细节足以说明，宋绍宏在首次“领命”后，未“完成任务”，无法排除钱财两空的合理怀疑；认定该起事实的包装音箱等重要物证存有重大疑问，更进一步印证了四川购毒被骗事实存在的高度可能性。

在我国对毒品犯罪的持续高压态势下，贩毒人员无不出于自身安全考虑，借助隐蔽的网络交易方式，通过匿名邮寄来逃避侦查，宋绍宏和这位叫“涛子”的成都人，在网上认识，在此之前二人从未发生过毒品交易，初次约见，便是成交一千克的冰毒，“涛子”竟然毫不提防，不加以试探，便直接与宋绍宏接头交易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“涛子”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闹市街头和他人交接毒品。不仅如此，对初次谋面的宋绍宏，除了不加防范以外，更敢于将宋绍宏带至自己家中（起码是住处），让人对如此猖狂的交易方式，不能不产生疑虑， 这是在贩卖毒品，还是在招待远方的来客：

“我和涛子一起到附近银行取的钱，取完钱后，涛子带我到了一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的路口与一个人接头。涛子把我取出来的钱交给这个人，那个人交给涛子一个手提袋”（证据卷一P41）。

“接着我们打车去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的涛子家，离文具店不远。”（证据卷一P42）

结合宋绍宏的供述，就在其前往成都之前的四、五月份，他曾通过网络联系了山东范县的贩毒人员，这一次前去购买的经过，在交易的方式上，宋绍宏完全是在毒贩的“遥控”下进行，只见东西，不见人，神出鬼没完成了交易。这种“电视剧”式的情节，真实体现了贩毒人员交易毒品的诡异特征，这才是现实版的贩卖毒品：

我到了后通过电话与那个人联系，他告诉我打车到一个地址，然后我打车按照他说的去那个地址，这个地址是一个岔路口的前方，周围有建筑物…那个人和我说东西放在路边的一个草丛里…我就在路边的草丛里找了一会，发现一个塑料袋…(证据卷一P35)。

两相比较，宋绍宏前往成都购买毒品一事，让人愈发感觉到荒诞而不真实，这种不真实，辩护人认为，只能有一种合理的解释，那就是这位叫“涛子”的人，根本没有真正的毒品，而是以毒贩身份自居，试图坑蒙拐骗浑水摸鱼。只有出于以毒品为诱饵进行诈骗的心理，才敢于采取以上赤裸的方式和宋绍宏接头、交易。辩护人之所以做出这种判断，完全是结合全案证据存在的疑点而得出：

1. 宋绍宏供述中提到此次与王芮商量欲购买的毒品数量是一千克，而王芮在供述中提到的数量却是五百克，如此大的数量差异，二人之间必然存在着孰是孰非的两元判断问题。宋绍宏不会不知道贩卖毒品数量的多寡将直接决定后果的严重程度，如果购买五百克的数量，宋绍宏不会虚构出更多的毒品数量来加重自己的罪行，而作为同案人员王芮，其供述在其住处查获的五百余克毒品就是宋绍宏从成都邮寄过来，但数量相差一倍之多，如此之大的数量差异，其中原因竟没有引起办案人员乃至原审法庭的注意。此处的毒品是否是四川邮寄而来，是否另有其他来源！如果另有来源，王芮自然会出于规避侦查的心理，“移花接木”的认可了该部分毒品就是宋绍宏从成都邮寄而来的这一事实。王芮是否另有其他毒品来源渠道这一点，结合在案证据不难得出这一判断：

搜查王芮家中及出租屋，扣押物品的《扣押清单》（证据二卷P60）显示，除了搜查到大量白色晶体外，尚有黄色晶体和红色片剂。虽然经检验和白色晶体一样都含有甲基苯丙胺成分，但这些带有颜色的毒品却另有其独特的名子，红色片剂是甲基苯丙胺的片剂，但不是冰毒，俗称“麻古”。而黄色晶体是冰毒中纯度较高的优质冰毒，俗称“牙签”。根据宋、黄二人的供述，虽然宋绍宏曾向王芮邮寄过毒品，但仅仅限于冰毒一种，从没有其他形式的毒品。显而易见，王芮除曾向宋绍宏处购买毒品外，是另有其他来源渠道的，宋绍宏和王芮的认识只始于2016年，而王芮在2013年就以“存疑不起诉”的方式和毒品有过渊源…

2. 除了通过供述心理来判断二人供述的真实性之外，从交易价格的角度来验证王芮供述的真实性更具备现实意义：

    宋绍宏供述在四川购买冰毒的交易价格是5.3万元：

“购买这一千克冰毒，我给了涛子5.3万元，公主答应给我8万元”（证据卷一P43

而在四川，当下的毒品交易价格来看，五万余元是完全可以购买到一公斤的冰毒。从这一角度上讲，宋绍宏提到欲购买一千克的冰毒的约定事实是存在的。这一点，请二审法庭结合毒品犯罪的审判案例中的毒品价格，不难得出这一结论。因此，从证据印证的角度分析，在王芮租房处查获的，自称是从四川邮寄来的两大袋五百余克的冰毒，显然就不是宋绍宏去四川后联系“涛子”邮寄来的毒品。同时，从到案时间来看，王芮无论是贩卖还是按照她“送人”的辩解，从一千克到五百克，中间五百克毒品，王芮也没有处置的时间，其供述称在9月8日下午取到音箱，而就在当天晚上，王芮被抓获归案（侦破报告）。

3.  在宋绍宏的供述中，成都购买毒品之行，关于和“涛子”接头、洽谈等过程均做了较为细致的供述，供述中，对所购毒品一事，从没有提及除了冰毒之外，还有用于掺杂冰毒所用的“料子”之说，宋绍宏也从未和涛子就“料子”一事进行过洽谈：

   “那个人交给涛子一个手提袋，我也过去看了看，袋子里面是一个塑料袋”…“在涛子家，涛子自己将音响拆开，将冰毒装在音响里面”（证据卷一P41-42）

    但远在葫芦岛的王芮，所接收到的毒品却成了：

   “拆开音箱，在喇叭后面我找到两个袋子，一大一小，大袋的是冰毒，小袋的是料子…”（证据卷二P30）

为谋取暴利，贩毒人员多会在毒品中掺杂被称为“料子”的替代物，以直接增加毒品数量，这是在毒品出手之前就应该完成的工作，又怎么会在出售的毒品里面附赠一包“料子”之说，若如此，所谓的“料子”是附赠品还是计算在毒品的数量之内！这岂不是奇谈怪论！

4. 音箱，这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物证，仍是本案至关重要的关注点，当引起二审合议庭足够重视。在侦查人员在9月8日抓获王芮的当天晚上，对王芮的家中进行了搜查，并制作《搜查笔录》，经辩护人核对，这份《搜查笔录》及《扣押清单》显示，并没有音响的存在，直到2016年9月21日，侦查人员在王芮的家中书房门口，提取到一个黑色音箱。这个黑色音箱在事后的提取过程中，侦查人员既没有按照《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现场勘验检查规则》的要求，通过绘制现场图、拍摄音箱的现场照片，来反映音箱位置、形态。直到检察机关要求补充侦查后，在补充卷宗材料中，我们才看到这个神秘音箱的照片。为何在第一次提取后不组织黄、宋二人进行指认或辨认！在距离提取时间已有半年之久的时间内，它放置在何处，有无进行封存保管，都没有任何记录。事后，除了有王芮对音箱的指认照片外，公安机关出具的《情况说明》（补充卷P38）显示，宋绍宏对图片中的音箱，在大小、颜色上都表示了强烈的反对。辩护人结合宋绍宏的前期供述发现，这个音箱根本无法作为认定该起事实的证据：

照片中的音箱个头硕大，高度过膝，而包裹毒品所用的音箱在宋绍宏供述中的描述的是：

“在文具商店里，涛子买了一个音响，接着我们去涛子家，离文具店不远…”（证据卷一P42）

在小区附近的文具店里，能够出售什么样的音响？不外乎小巧、便宜，便于携带的小型音响，而在王芮家中事后提取的音箱，明显不符合在这样一家文具店里出售的商品。要知道，在一个年轻女性的房间里，音箱也是极为稀松平常之事。如果将其作为认定本案的证据，理应按照“最佳证据规则”（刑事诉讼法解释70条），将此音箱在法庭上出示，对音箱是什么型号、大小尺寸、新旧程度（既然提取的时间距离购买的时间相隔不久，其新旧程度是否相符）等，均接受法庭的查验、被告人的指认、质证。《刑事诉讼法解释》69条针对物证的审查认定明确规定：“要着重审查物证是否为原物、原件，是否经过辨认、鉴定；有无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以及原物、原件存放于何处的文字说明”。这也是刑事诉讼“无罪推定、疑罪从无”的基本原则在审查认定证据过程中的具体体现。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《刑事审判参考》已有数起公布案例，体现了因案件中的物证无法达到“鉴真”的要求而认定被告人无罪的案例。但在上诉人宋绍宏对音箱持否认态度的前提下，一纸模糊的照片，便成为了认定本案成立的关键证据，在一审庭审中，辩护人对这一证据做了充分的质证，但原审法院并没有在判决书中对此问题做有针对性的说明。

5.  辩护人以上对宋绍宏到成都联系一公斤冰毒的事实所发表的意见，旨在说明，邮寄一公斤冰毒的事实是缺乏证据支持的，也是不符合情理的，对成都“涛子”是否敢于用这种方式交易毒品提出了有理由，有事实的质疑，但对是否邮寄了不是毒品的物品或假毒品的可能性，辩护人认为，在案证据显示，存在高度的可能性。这一点经过辩护人核实侦查机关的搜查检查结果，可以得出这种结论：

王芮供述，是在9月8日下午15时，前往光艳超市取快递，当天晚上，侦查人员在抓获王芮后，便随即对其使用的雅阁轿车进行搜查，《搜查笔录》显示，在车内手扣内搜查到一袋白色晶体（证据卷二P46）。在随后的“检验报告”（证据卷二P87）显示，这一袋白色晶体检验意见为重349.66克，未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。对这一袋疑似冰毒的白色晶体，在王芮取快递的同一天，出现在她的车内。王芮在法庭上供述称，这一袋疑似毒品是白糖！时值九月份的葫芦岛市，盛夏已过，但暑气未消，谁会在这样的天气里，在闷热的汽车内放置一袋白糖呢！这种不符常理的解释，和王芮到光艳超市取来的东西之间，是否存在着联系！这是否能暗合了辩护人关于“涛子邮寄假毒品”的合理判断！这一事实，侦查人员既没有引起高度重视，原审法院同样没有对辩护人的意见作出回应。

综合以上意见，宋绍宏前往成都购买一公斤毒品，有前去的行为却并没有购买的结果，在案的证据，以及种种矛盾之处，都在指向一个存在高度可能性的事实，那就是宋绍宏交了毒资，却并没有买到真正的毒品，成都之行，本就是一场骗局。

二、被查获出大量毒品，借口以毒品送人，曾因贩卖毒品存疑不起诉的王芮，被定性为“非法持有毒品”罪，不能不令人产生疑虑。王芮的行为是贩卖毒品，还是非法持有毒品，将直接决定在本案第四起行为中，其和宋绍宏之间是共同犯罪还是上下线关系。

1. 王芮的到案，是因其他人贩卖毒品而被抓获后，侦查机关以“案件带出”的方式将王芮纳入侦查视野，这一点在（证据卷二P1）的《受案登记表》中有明确记载：

2016年5月9日，兴城市公安局侦查员接特情人员举报称：一名中年男子于2016年3月至今多次在温泉东路一房屋内贩卖冰毒给他人。贩卖冰毒数量达150克。

 由此不难看出，王芮的到案，显然与前述中这位“多次在温泉东路贩卖冰毒达150克的中年男子”不无关系！因为这位男子而到案的王芮，毫无疑问二人必然存在着毒品的往来关系，否则，在自己的秘密住处，侦查人员又如何能够搜查到王芮“持有”的毒品。这一重要情节在接下来的《侦破报告》中有了更加清晰的表述：

2016年5月9日，接到特情人员举报，一名男子于2016年3月份开始，多次在兴城贩卖毒品，经过侦查，发现该案嫌疑人为石岩，同时发现与其交往密切的王芮购买过大量冰毒，与王芮交往密切的孙振民有多次贩卖毒品的行为。同年9月8日至11日，兴城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将王芮、孙振民、石岩、耿野抓获。同时在王芮的租房和家中，搜查到冰毒582.71克、麻古0.29克。

一个是《受案登记表》，一个是《侦破报告》，前后印证出无法回避的事实：这位叫石岩的贩卖毒品的中年男子经特情举报到案，其与王芮交往密切，同样多次贩卖毒品的孙振民也与王芮交往密切。二男子都多次贩卖毒品，且都共同指向交往密切的王芮，且王芮购买过大量毒品，事后在其住处（租房）和家中搜查到大量毒品。王芮和这二人是什么关系，已经具备足够的侦破条件。辩护人无法相信，如果二人和王芮之间没有毒品往来，在到案后，会鬼使神差的向侦查人员提出 “持有”毒品的王芮！王芮在该案中，存贩卖毒品的重大嫌疑。

王芮不仅与密切联系石、孙二人同时被抓捕，而且由葫芦岛市公安局制作的《提请批准逮捕书》（诉讼文书卷P6）将王芮、石岩、孙振民、耿野四人同时提请批捕，且王芮位列首位，为何四人中的三人均是涉嫌贩卖毒品，同时到案后，唯独王芮是以“非法持有毒品”的罪名批捕？

对“持有毒品”的问题，王芮到案后，对在其住处查获的大量冰毒，其却做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辩解（证据卷二P21）：

问：你为什么要购买这200克冰毒和400克料子？

    答：留着自己吸食，还有一部分打算过中秋节送礼……

    问：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?

答：我没有什么补充的。

作为侦办毒品犯罪案件的侦查人员，首要任务是突破嫌疑人的口供，并在此基础上挖掘犯罪线索，以案带案的去办理毒品案件。但是，在本案中，侦查人员在对王芮的讯问中，在提到购买如此数量的毒品意欲何为时，王芮的回答竟然是打算过中秋节送礼。“中秋节送礼”！一个三十余岁的女子，在当地从事什么工作，购买毒品的毒资从何而来！为什么送礼送冰毒！冰毒送给谁！被送的人要了冰毒做什么用！这种回答着实令人匪夷所思。对这种明显带有逃避心理的回答，侦查人员却对讯问戛然而止。如此数量的毒品，无论送给谁，无论是否吸食毒品，只要其接受的数量超过了10克，就符合《刑法》348条所规定的“非法持有毒品”的罪名。对这些问题，常人都无法相信，但侦查人员不知是真的相信，还是出于什么考虑。这一点，着实令人费解。同时，王芮称所持毒品用于自己吸食，但对王芮是否吸食毒品所做的“毒品检测报告单”（证据卷二P94）却显示，检测结果王芮并未吸毒。

2. 既然贩卖毒品的石岩、孙振民二人已经到案，对于他们贩卖毒品的的毒品来源渠道，和王芮之间的交往关系，在供述中理应有明确的体现，但因本案并未将以上二人并案审理，石、孙二人的供述在移送卷宗材料无法显示。但在宋绍宏，王芮一案中没有移送，并不代表他们的供述就不存在。经辩护人对记录王芮供述的《证据材料卷》第二卷仔细核对，发现，王芮的供述材料中，右上角的页码都有上下两种不同的标识，如：王芮供述页标识21页的“21”数字上面有“155”的标码，依次类推，在 “22”的数字上面有“156”的标识。很显然，显示王芮的供述材料在本案中作为移送证据之前，已经有过一次标码，就是现在的“21、22”页，在此前是“155、156”页，依次类推。那么从王芮第一次讯问的标识页码“14”页的上面 “148”开始算，应该尚有一百多页的内容，原来存在的一百多页的材料是什么？为什么要重新做页码标识？针对本案以上所存疑问，辩护人认为，十分有必要对此前的材料进行核实。如果是石、孙二人的供述，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调取以上材料，核实石、孙二人所贩卖毒品的来源出自何处，其和本案中王芮“持有毒品”究竟是何关系？如果是王芮多次供述的前一部分，这部分的供述与在卷的供述有何区别，有什么变化，为何原因只截取部分供述材料归卷，而不全部移送？因此，对这一部分的供述材料就更加有调取的必要性！

如果以上材料尚不足以说明王芮是涉嫌“贩卖毒品”还是“非法持有毒品”，辩护人再次恳请二审法院将目光稍稍提前到距本案案发三年前：2013年，本案王芮因涉嫌贩卖毒品被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检察院存疑不起诉！（证据卷二P16王芮供述）虽然在一审判决书除列明抢劫前科劣迹外，对因不起诉的结果无法显示，但王芮自己对这一事实的口述，不能不让辩护人感到诧异。存疑不起诉，在毒品犯罪案件中极为特殊，只是因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而不起诉，而是否符合起诉条件，又存在与办案人员的主观认识息息相关。不可否认的是，在2013年，同案王芮就已经涉嫌贩卖毒品被移送审查起诉。三年后，同一个人，同在葫芦岛市，有重大贩卖毒品嫌疑的王芮，却因其自称毒品用于送人的目的而持有，就被认定为“非法持有毒品罪”。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，王芮在9月8日被抓捕，按照因贩卖毒品到案的石、孙二人而带出王芮一案，立足于正常的侦查思维，王芮涉嫌贩卖毒品罪无疑，但在当天的《抓捕经过》（证据卷二P4）中抓捕人员写到“将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的犯罪嫌疑人王芮抓获”！尚未对王芮进行审讯，抓捕之前就已经定性为“非法持有”，凭借什么就排除了贩卖毒品的嫌疑？而与此形成极为鲜明对比的是，王芮本人在接受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时（9月9日），在回答办案人员“为什么被带到公安机关的？”提问时，回答是“我是因为涉嫌贩卖毒品”！（证据卷二P11）对关涉自身重大责任的嫌疑人，本能的会逃避法律的追究顾左右而言他，但此时的王芮对自己涉嫌的犯罪有着清醒的认识。但在9月10日的第三次讯问，已经对自己的行为认识发生了“深刻”转变(证据卷二P25)：

问：你是因为什么被刑事拘留的？

答：我是因为涉嫌非法持有毒品被刑事拘留的。

对犯罪嫌疑人不符常理的持有毒品行为，办案人员的讯问也是句句不离“持有”，唯恐和贩卖有染（证据卷二P25）：

你非法持有的毒品是从什么地方购买的？

你持有的毒品存放在什么地方？

对之前所谓“买毒品送人”的说辞，在这次讯问中有更加令人“惊悚”的回答（证据卷二P26）：

问：“你都要将毒品送给什么人”？

答：我还没有想好……

持有，送人，送给谁，没有想好，对这种极为不符常理的办案思路，应引起二审合议庭高度重视，在此，辩护人恳请二审合议庭对本案开庭审理，并对重大疑点案情建议调取相关已有证据（石、孙二人的供述及相关案卷材料），以还原案情真相。

有了以上辩护人对同案王芮行为定性之疑虑，就不难得出以下关于宋绍宏以“马仔”身份参与成都购买毒品行为的意见：

三、随着二人之间的关系由认识到熟悉，宋绍宏在四川购买冰毒之行为，和王芮由原来的上下线的关系而转变为帮助购买毒品的“马仔”身份。

在王芮、宋绍宏二人几次通过网络交易毒品之后，二人先后在天津市、葫芦岛市见面两次：

“王芮：8月21日，我俩约定在天津见面”（证据卷二P22）

“宋绍宏：8月下旬，我和公主约定在天津市步行街见的面”（证据卷一P39）

在毒品犯罪群体中，作为提供毒品的上家，正常情况下，为自身安全考虑绝不会轻易出面与买家见面，本案中宋绍宏却两次与王芮见面，面谈后，王芮就继续交易毒品行为对宋绍宏由商谈变为了“指示”，就购买毒品行为有了明确的、共同的意思联络，且对这起行为主动提起，先行出资：

“她和我说，冰毒质量差，给她都不会要你的，你要还是这个质量，我就让我以前的广州和四川、重庆、成都的上线供货了。”

   “她说，四川有，你去给我买吧，我把钱给你，8万元，一公斤，今后我把钱给你，就你来帮我买冰毒。我说行。”（证据卷一P40）

     对交易毒品的手段，方式，也都体现经验老道的“老大姐”做派：

（王芮供述）我给他办理了一张用我的名字登记的手机卡，手机号是15566466538，还有一张用我的名字办理的浦发银行卡卡号为：……

我们交易的时候，我直接把买冰毒的钱存在我的银行卡里，这样就没有转账记录了，然后当我给我的银行卡里存钱后，尾号6538的电话号码会收到银行的短信提醒，他就会知道我什么时候给他转钱了，这样能更好的隐藏我们交易的轨迹，不容易暴露。（证据卷二P23）

以上供述，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理解，都难以认定出作为“下家”身份的王芮向作为“上家”的宋绍宏发生交易的论断。对宋绍宏前去成都购买毒品的行为，从犯意的提起到毒资的出资人来看，不难看出，宋绍宏是充当王芮购买毒品的马仔，和王芮之间就此次行为应当构成共同犯罪。对此，宋绍宏在首次供述此次行为时，也提出了自己合理的辩解：

“不是我转卖给公主，是公主给我钱让我给她购买。”（证据卷一P43）

“认识王芮后她说她关系硬，让我帮她买毒品，一个月我能赚十万八万。之后我用QQ联系了米洪涛，和王芮商量后她说可以联系这个人…”（证据卷一P57）

综合以上意见，基于上诉人宋绍宏对原审判决认定的，严重影响本案定罪和量刑的事实、证据存有重大异议，恳请二审合议庭从发现、纠正错误的角度出发，依据《刑事诉讼法》二百二十三条之规定开庭审理本案，或依据《刑事诉讼法解释》三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将本案发回重新审判。若合议庭基于不同意见对本案不开庭审理，辩护人也恳请法庭对上诉人宋绍宏依法改判为有期徒刑的刑期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 此致

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江苏达谕律师事务所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胡阳光 律师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○一八年五月二日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附：辩护词法律依据

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《办理毒品犯罪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一条：办理毒品犯罪案件，必须严格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发，切实做到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诉讼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确保案件质量。

第二条  认定案件事实，必须以证据为根据。

第十条  在勘验、检查、搜查过程中提取、扣押的毒品或其他物证、书证，未附有笔录或清单，不能证明来源的，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。

第十五条  讯问笔录均要附卷，提讯证上记载提讯而卷中没有相应讯问笔录的，侦查机关应当书面说明原因并附卷。

《刑事诉讼法解释》第三百一十七条  下列案件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应当开庭审理：

（一）被告人、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、证据提出异议，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；

……

第三百一十八条 对上诉、抗诉案件，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查，认为原判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或者具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情形，需要发回重新审判的，可以不开庭审理。

《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现场勘验检查规则》（公通字【2015】31号）第二十四条  勘验、检查现场，应当拍摄现场照片，绘制现场图，制作笔录……